最高检办公厅副主任胡光阳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严惩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
在今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8日,报告起草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胡光阳接受新华网专访,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依法能动履职,防范同类犯罪反复发生
胡光阳说,今年报告的主线是“依法能动履职”。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办案通常有三种形态:一是被动收案。二是主动监督。三是能动履职、诉源治理。
如何能动履职?胡光阳说,在监督办案过程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高质量办好案件的基础上,针对个案、类案发生的原因,“见微知著”,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从源头上防范相关案件反复发生,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让社会少一些犯罪,让老百姓多一些安心,实际上就是在检察履职中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抓实。
他举例,报告中提到的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当时是最高检指导浙江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促请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由自诉转为公诉。之后,最高检把这个案子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让更多群众知道网络诽谤不只是侵犯个人权利,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可以被公诉,网络空间也必须守法。
他补充介绍,在2010年,最高检建立案例指导制度。2018年,最高检成立新一届案例指导委员会,4年发布指导性案例25批102件、典型案例168批1206件,并且要求检察官办案时主动检索、参照办案。
以严管厚爱开展企业合规改革
对涉企业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已经连续两年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稳企业事关保就业、保民生。胡光阳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的涉案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负责人被抓、被判刑后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甚至由此倒闭、工人下岗,影响经济和民生。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检2018年发布11项具体检察政策,强调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产权纠纷与恶意侵占、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等,要求审慎采用限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办案强制措施。持续落实中,进一步提出“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对涉案企业,保护不能放纵,厚爱不能溺爱。”胡光阳介绍,从2020年起,最高检陆续在10个省份442个检察院创新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主要做法是对依法可不捕、不诉的,责成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切实整改,消除违法犯罪的隐患,做实既厚爱又严管。
此外,为防止涉案企业“阳奉阴违”、以“纸面合规”逃避刑事追责,最高检会同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8部门共同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成立第三方机制管理委员会,强化企业合规承诺的监管落实,确保真整改、真合规。
“对于经独立第三方评估认为虚假整改或整改无效的,依法提起公诉,坚决追究刑事责任。”胡光阳说。
严惩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
报告中提到,去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2万人,同比上升98.5%。
胡光阳说,从检察机关办案情况看,2020年起诉网络犯罪同比上升了47.9%,去年同比又上升将近一倍,形势确实很严峻。
加强网络治理,根本要靠法治,网络空间延伸到哪里,法治就必须覆盖到哪里。
2020年,最高检就专门成立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专设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将推动依法治网作为战略性任务谋划。去年,最高检又围绕依法治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等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强化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协同公安机关等推进“断卡”行动,起诉非法买卖银行卡和电话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12.9万人,是2020年的9.5倍。
其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检察机关依法从严追诉犯罪。去年起诉此类犯罪3400多人,同比上升51.3%。同时,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侵害公益问题,特别是APP侵害个人信息、人脸信息管理不善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以公益诉讼促进相关部门、网络平台履责,促进加强监管、源头治理。
胡光阳透露,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此类公益诉讼2000余件,同比增长近3倍。基于这项工作的良好成效,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写入了公益诉讼检察条款。
多措并举,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介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时,报告中用了一个公式‘1+5>6=实’”,胡光阳告诉记者,这个公式里的“1”就是指司法保护,“5”就是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履职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这种特殊的职责,要求我们必须更实担当,努力推动司法保护融入其他五大保护中。”胡光阳说,这种融入,不是简单地推动“1+5=6”,而是作为“催化剂”,促进产生“化学反应”,让“1+5>6”,最终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实”。
他告诉记者,去年针对监护人侵害行为,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资格758件;针对严重监护失职,发出督促监护令1.9万份,就是以检察履职促进家庭保护落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8年“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最高检会同教育部门一起“没完没了”督促落实。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被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纳,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去年,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督促整改、追责459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把许多“大灰狼”挡在了校门之外;查询后解聘2900余名有前科劣迹人员,清除了“潜伏”在孩子身边的安全隐患。
终身追责:让司法责任制真正“长牙”
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对此,胡光阳说,最高检党组认为,如果有责任不追究,就会产生“破窗效应”,比没有责任的危害还要大。
去年初,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对2018年以来已纠正冤错案件进行全面排查,开展追责工作。
据介绍,各地共排查出246件刑事错案,最高检对“张玉环案”“张志超案”等错误关押10年以上的22件案件挂牌督办。经过力推、力促,共对511名检察人员追责问责,包括相关检察院班子成员134人,彰显对“关键少数”的更严要求;也包括退休人员122人,真正把“终身追责”落到了实处。
胡光阳表示,通过这次追责,我们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对已经发生的错案百分之百进行追责,才能警醒、力防将来万分之一的错案发生。因此,最高检提出,要常态化落实错案追责工作,让司法责任制真正“长牙”,做实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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