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的历史》第四章西方赌技东传及中西博彩之比较
西方（主要是欧美）是博彩的故乡龙虎斗游戏。
史前期的考古发掘中 ,就发现了大约四万年前先祖们在“碰运气”游戏中使用的一种有四个面，其中两面呈圆形的“距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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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要是欧美）是博彩的故乡。
史前期的考古发掘中 ,就发现了大约四万年前先祖们在“碰运气”游戏中使用的一种有四个面，其中两面呈圆形的“距骨”。
据研究，这种距骨游戏在希腊、罗马、阿拉伯和印第安人中间都很流行。
这一发现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类，尤其是西方人先天就具有某种冒险投机的习性。
而以后的历史更表明，西方人在博彩方面确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卓异非凡的创造力。
古代希腊、罗马人的博彩活动，我们可从其神话传说中一窥端的。
人们崇奉幸运之神，总是期盼她的光环永远照耀自己，从而在博彩中好运常在，赢得更大的赌注。
中世纪以降，尽管新、旧基督教无一不抵制和反对博彩这只恶魔对人类灵魂的侵蚀，但枯燥的说教终究不能抵御金钱的诱惑，人们仍然摆脱不了博彩的吸引而越来越难以自拔。
进入近代以后便愈益放肆。
自 1748年德国的巴登首开赌场设立之先河后，西方各国便争相效尤。
1856年，摩洛哥的蒙特卡洛开始兴建赌场，1861年开始营业，经过若干年的经营发展，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赌城。
博彩业的巨大经济效益，使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最终撕下宗教伦常的遮羞布，宣布博彩的合法化，以从中获取高额税收。
此门一开，赌场便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大地蜂拥而出。
1931年，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沙漠之城拉斯维加斯宣布博彩合法化后迅速崛起，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现代化旅馆赌场遍布全城，豪华、其气派堪与蒙特卡洛相伯仲，一跃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赌城。
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除了瑞士、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禁止开办赌场外，大多数国家都允许赌场的合法存在。
英国国会博彩法令修正案宣称：“公民可适当地、有节制地参加博彩。
”据统计，仅英国就有120家赌场，其他欧洲国家有180余家。
许多国家几乎是全民性参赌。
如德国全国的赌迷达50万之众，每年有几十亿马克投进赌场。
许多德国人不知道联邦国家的总理是谁，但却没有人不知道彩票，法国人每年花在摸彩票，购买PMU马票和罗多采的金额高达490万法郎；英国人每年花在“吃角子老虎机”的钱估计达13亿英镑；西班牙虽然不允许赌场的合法存在，但各式博彩仍在或明或暗地进行，据说，该国每个家庭15％的收人会开销在各种形式的博彩上；加拿大全国2500万人口中，每年要花费十几亿元购买17种彩票，民意测验显示，85％的加拿大人赞成发行彩票；美国的博彩迷之多更是全球之冠，在拉斯维加斯每天蜂拥而至的大批赌客中，虽然不乏国际赌徒，但最多的还是美国本国人，估计约占九成以上。
30年代以前，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的酒馆都摆放着“吃角子老虎机”，而每台机器总是一刻也不闲着，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美国人口袋里的硬币。
仅此一项，就不难想象美国人参与博彩的普遍程度。
西方人对博彩的痴迷，不仅表现在对博彩活动的普遍与狂热的投入，而且更体现于对博彩形式的创造和发明。
由于西方特殊的人文历史传统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西方博彩形式在与东方赌技暗合沟通的同时，大部分则自成一格，另有一番天地。
如果将其大致归类，可分为游戏型、彩票型和竞技型三类。
可以归纳到游戏类的博彩很多，掷骰子虽是东西方共有的一种博彩游戏，但西方人又有自己独到的玩法，而且据此还推引出了著名的概率论。
扑克牌虽然只有 54张，但西人在这数十张纸牌上玩出了无穷花样。
轮盘与投币式自动博彩机（俗称吃角子老虎机）这两项西方独创的博彩技艺，自问世以来便普遍得到西人青睐，成为最大众化的赌技之一。
西方人以骰子作为赌具较之东方还要古老。
埃及古墓中发现过公元前 2000年的骰子和史前时期的古埃及、南北美洲古墓中出土的专为作弊用的骰子等都是明证。
中世纪时期，西方人的掷骰博彩是相当普遍的，从而引起许多科学家对骰子点数组合规律进行科学探索的浓厚兴趣，从中引出概率论。
掷骰推引出的概率理论，源于博彩游戏，后来又返过来被一些高明的赌徒所利用。
有些人（主要是博彩的庄家）在长期博彩的实践中，发现当两个或多个骰子随机掷出时，一定范围内的任意数字组合都可能出现，其极限概率服从于排列组合规律。
于是便用某种方法使骰子掷出去后，按照自己的意志出现相应的点数，以赢得大的赌注。
千百年来龙虎斗游戏，欧美人将手中的骰子玩出了许多花样，其中较典型者有以下三种：
其一是所谓“大冒险”。
这种玩法大约于 1800 年出现于英美，其赌具为一块印有从 1 － 6 六个数字的布、一张桌子和装有 3 只骰子的金属丝笼子。
博彩时，赌徒在布上的六个数字范围内下注，下完注后笼子倒翻过来，使骰子滚动，三只骰子停止滚动后，以其朝上的一面点数为裁决结果。
几乎在西方殖民主义者靠武力侵略中国领土的同时，西方博彩技艺也开始传入中土，祸及华人。
1841年英国人刚刚踏足香港，脚跟甫定，便于1842年到1843年假借澳门举行了三届赛马比赛。
由此开西赌东渐之先河。
赛马是西方博彩品类在中国传入最早、影响最大的一宗。
晚清迨至民国的香港、上海、天津、汉口等都曾风靡甚久，卷入者众。
上海 1843年被迫辟为“通商口岸”，1850年秋天就举行了第一次赛马。
由于外国人兴办的跑马场稍后，又有华人自营跑马场出现。
华人之兴办跑马博彩，其原因有二：一是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初期的沪、津、汉等地的跑马场都竖有“禁止华人入内”的牌子，华人无论身份多高，资金多么雄厚，都不能跻身会员之列。
许多富商就是在受到洋人歧视后，一怒之下而集股筹办跑马场的，如叶子衡之兴办上海江湾跑马厅，刘歆生之兴办汉口华商跑马场，都是典型例证。
二是西商跑马场丰厚的利润使华商及政客眼红，也想藉此发一笔横财。
天津“英商赛马会成立后，营业兴旺，利润很大，在津政客、官僚、买办、富商们，看到这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当时就有李宣威（号律阁，系北洋财政总长王克敏的亲信，做过财政部挂名顾问）、丁振芝（天津警察厅督察长）、丁履芝（在英租界工部局任职）、苏守愚等人，策划组织华商赛马会。
”(张同礼《天津的赛马会》)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沪、津、汉等大城市都成立了数个规模不等的华商赛马会。
上海的江湾跑马厅 1909年筹备，1910年建筑，1911年开赛，1917年扩建，1924年更为扩大。
江湾跑马厅又称万国会。
《清稗类钞》称，“至宣统末，江湾亦有万国体育会之跑马场，华人始得与焉。
”
上海引翔乡跑马厅成立于 1924年，又称中国赛马会，由帮会中人操纵。
天津的跑马场所先后有华商赛马会和万国赛马会。
华商赛马会1920年竣工并正式开始赛马，其主办及管理机构为天津赛马会有限股份公司。
董事多系资本家和洋行买办。
万国赛马会1932年秋竣工并赛马，主持人为李律阁等人拉拢日本人内山春吉。
汉口的华人跑马场有华商跑马场与万国跑马场。
华商跑马场于1909年在今汉口航空路、万松园一带建成，主持者为汉口市商会人士。
万国跑马场建于1926年，地址在今汉口唐家敦与姑嫂树之间。
汉口的上述两个华人跑马场的规模都超过西商跑马场。
大抵是华商最大，万国次之，西商居末。
跑马博彩与西方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由内到外的演进过程。
兴办之初，西人打着“锻炼身体，改良马种”的招牌，赛马还多少有些体育竞技的意味。
但也就在同时，博彩便也开始小范围进行。
1909年以前，上海跑马厅的外国人在场内采用挂牌定额分彩方式进行博彩，即允许一些人在场内开设赌摊根据跑马的输赢进行博彩，摊主向跑马厅交纳一笔保证金，盈亏由摊主负责，与跑马厅无关。
其博彩方法是摊主各自根据马的性能来决定彩金之多寡，在摊上挂牌，标明各马的赌注分配金额（即赌注1元下于某马，当该马赢出后，应配多少彩金），各摊行情不一，赌客可在各摊自由选购马票。
这是殖民主义分子在跑马厅初期，硬把赛马作为“高尚运动”与博彩分割开来的一种手法。
到了1909年，就彻底撕下这一假面具，将跑马变成赤裸裸的博彩活动了。
赛马博彩花样很多，归其大类，可分为彩票和马票两种。
彩票又分小彩票和大香槟票，马票又分“独赢”（又称“独占”）和“位置”（又称“座位”）等。
彩票是一种由彩票号码与参赛马匹号码参照配合摇奖的票券。
一般是将顺序连号的票券公开出售，赛马前由马会账房收集汇总，剔出空号，统计实售号码，于赛马之日邀请会计师或公证人执行监督当众开奖。
由于跑马博彩具有以少博多，中彩面宽的特点，因此吸引无数市民不惜花费血本前往一博。
民国时上海就有一个传说，浦东的一位周姓农民一生节衣缩食，购买马票，到老贫病而死，临死时还立下遗嘱，叫他的儿子“饭可以少吃，香槟票不能不买”。
事实上，香槟票得奖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即使摇得一个末奖，概率也只有五万分之一。
最大的赢家乃是马会本身。
所以，当时上海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香槟票，到处销，吸尽了中国人的血，装满了殖民者的腰。
”一针见血地道出赛马博彩骗人钱财的本质。
无论近代的中国人以怎样的热情接纳西方的博彩技艺，但中西博彩之间存在的差异仍然是伸手可及、显而易见的。
博彩作为一种文化怪象，其内容、形制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潜在的心理、思维与价值层次上与所在文化条件相呼应。
人类学家 A.L.克罗伯就曾探索博彩和其他文化特征是否存在着普遍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可以接受体育活动和游戏，但抵制博彩，因为他们厌恶金钱博彩引起的情绪波动。
但除了宗教原因外，一个民族为何允许和禁止博彩，只能予以推测。
克罗伯的探索尽管只限于宗教与博彩的相互关系领域，但他所进行的将博彩与文化特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尝试，无疑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引发我们将中西博彩的比较研究置于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之中，从而在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和层次上探寻彼此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
由于博彩以赢钱为依归（即中国古人所说的“唯胜是图”）所带来的对人道德的腐蚀，同时也由于博彩者之间的金钱往来是一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国人谓之“不义之财”），不仅不能给社会以有效的经济增值，反而常常因此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因此，一般而言，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东西方，舆论、观念和法律对于博彩活动都是持禁止和反对态度的。
中国历代有关禁赌言论和法令俯拾皆是，自不待言。
西方的传统观念中也有禁赌倾向，如《圣经》从“贪财是万恶之根”的观念出发，对包括博彩在内的不良行为持基本的否定态度，近代以前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有过各种禁赌的法令。
因此，古代东西方的博彩可以说大都是在非法以及舆论普遍谴责的情形下进行的。
但是，近代以后，中西之间开始发生分野：中国尽管博彩泛滥势头有增无减，但名义上仍然不具合法地位，从清末以至民国的法律对其仍然例行禁止。
欧美则赌禁渐开，从 1748年法国巴登第一个赌场开业，西方诸国合法化的赌场、赌城、赌国纷纷应运而生，到本世纪中后期，一些国家纷纷修改法律，宣布博彩合法化。
如1968年英国颁布《博彩法》修正案宣称：“公民可适当地、有节制地参加博彩。
”在相当多的西方人观念中，博彩已被排除在非道德及不良行为领域之外，这些都与中国人对博彩的看法迥然有别。
近代以来西方对博彩态度的转变，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对天主教神学禁欲主义的冲击，主张个性自由，号召人们“服从您的意欲而行”(拉伯雷《巨人传》)。
新教在追逐世俗功利方面不仅以合理、合法赚取博彩的借口，同天主教完全厌恶金钱的主张分道扬镳，而且在趋利与行善两极中找到许多黏结对接的妙方。
这些都从实质上扭转了人们对博彩的基本观念。
在西方，博彩业与慈善事业联姻，如美国大西洋赌城在最初允许博彩合法化十年间，就有近 10亿美元转入州里的社会福利事业。
这些虽然与新教教义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西方人将博彩业与社会福利业巧妙地结合起来，其根源不能不追溯到新教伦理所阐发的近世资本主义精神。
二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博彩作为一项产业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体制之中，综览欧美国家一些大的赌城、赌国，对博彩的公开鼓励无一不包含着增加国家税收，繁荣地区经济的目的。
20世纪的博彩业已俨然成为一种“无烟工业”。
摩纳哥公国以赌立国，赌场是惟一的国营大企业，每年赌业的纯收入在8000万美元以上，全国人均2700多美元。
美国沙漠之城拉斯维加斯在1931年内华达州政府允许博彩合法化后迅速崛起，博彩作为该城的支柱产业给州政府带去可观的经济效益，每年交给州政府的赌税高达20亿美元，每天平均税务近达550万美元。
西方人在这方面所持的态度鲜明地体现其“重利贱义”的实用主义文化价值传统。
一些国家的法令对博彩有适度的规范和控制，如英美等国家都强调了对赌场严加控制，但其目的不是出于道德防范，而仍然是出于经济考虑，主要是为了保证税收，以防止赌业收入通过地下渠道悄悄地流失。
中国近代随着“重义贱利”文化价值观的逐渐失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以及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曾出现类似情形。
晚清最早突破传统观念，主张效仿西方开赌禁、征赌税者为张之洞。
光绪十一年（ 1885年）四月二十日，张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主张开“闱姓”赌捐：
闱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
光绪元年申禁之后，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藉此巨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发虏，窥伺省垣。
澳为粤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
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饱，比时饷源无出，亦可纾目前之急。
(《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龙虎斗游戏，奏议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