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的历史》第二章中国传统博彩及其文化意蕴
尽管麻将在晚清近百余年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国粹龙虎和游戏,但绝大多数“麻友”们对其身世却所知不多,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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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麻将在晚清近百余年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国粹,但绝大多数“麻友”们对其身世却所知不多,不甚了了。
尤其是关于麻将的起源多年来更是一个谜,并演成许多传说。
有一种传说认为,麻将为江南船夫所创。
相传江南运河沿岸的船夫们喜欢玩一种纸牌(有可能是马吊),因为江中风大,纸片常常被风吹落江中,于是有好事者便改纸制牌为竹骨相嵌的骨制牌。
其牌名筒、索、万皆以船家行话称呼,如“筒”为船上货物,“索”指升帆的九条绳索,“万”为所得钱数。
东、南、西、北,指江、河、风向和船行之去向,“红中”指商人看中,未被看中的则为“白板”,“发”喻发财(见吝士著《麻将探奇》,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在现存的有关文献中,对麻将出现的时间、诞生的地区亦颇多歧义。
博彩的变态 : 博彩骗术纵横观民国22年(1933)杜亚泉著《博史》对麻将起源所述较详:
“马将牌始于何时,不能确定,但当较默和牌后。
默和牌始于明之末造,则马将牌之改作当在明亡之后矣。
相传谓马将先流行于闽粤濒海各地及海舶间,清光绪初,由宁波江厦延及津沪商埠。
大约明亡以后,达官贵胄及其宗亲子弟,各奔于浙闽两粤之海上,故流传此牌。
五口通商以后,海舶多聚于宁波江厦龙虎和游戏,各省贾客流寓江厦,繁盛过于上海,演习马将者众。
此时已改制骨牌,且加梅兰竹菊、琴棋书画等花张称为花马将,逐渐流行,由津沪波及全国,盖已五十余年于兹矣。
” (《博史》,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
杜氏上述说法甚为含糊,一会儿说麻将始于明亡以后,一会儿又说兴起在五口通商之际甚至光绪初年。
1935年,杨荫深著《中国游艺研究》对此提出疑义:“杜氏以马将牌始于明亡之后,此说甚为含混。
若说清初已流行了,则乾隆时金学诗著《牧猪闲话》,叙述当时各种博戏甚详,独无此牌,似不足信。
”杨氏经过研究考证后认为:“马将牌实始于太平军中,后乃流入宁波,时间在道咸之际。
盖此牌实远绍马吊牌,近由碰和牌转变而来,不过前者仍用纸制,后者改为骨制。
”(《中国游艺研究》,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
杨氏上述考订,对麻将的源起,远较杜亚泉精细肯切,他提出的由马吊到默和再到麻将的演进脉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麻将的起源、形成史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线索。
但杨氏的观点仍然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是对麻将产生时间过于精确有违历史真实,麻将作为成乎众人之手的民间发明,不仅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跨度,而且形制从雏型到定型状态并非一蹴而就,其间势必存在过不少过渡环节,亦即阶段性的中间产品。
有鉴于此,在探讨麻将形成史的时候,就必须充分注意这种过渡性中间产品在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同时顾及到时间的长跨度,而对麻将形成史作出既合乎客观历史又只能是粗线条式的大致勾勒。
其次,杨氏谈到麻将的祖宗时只提到明末的马吊。
持这一看法的人和文还很多,如徐珂《清稗类钞》,杜亚泉《博史》,著名学者胡适亦持此说。
当代最有代表性者当推《辞海》:“麻将牌,也作‘麻雀牌,简称‘将牌。
博戏,始于清代。
由马吊牌演变而成。
”其实,马吊和骨牌(北宋宣和牌)是麻将的共同祖先。
马吊成为麻将内在结构及游戏规则的滥殇,而骨牌则不仅直接赋予麻将外在的形式(竹骨相嵌),而且在部分内容和戏法上也对麻将发生影响。
二者混合、嫁接再衍化,终于诞生了新的博戏品种——麻将。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的马吊,经历过清初一段时期的短暂衰歇之后,到康熙年间死灰复燃,而且有了更为猛烈的发展,几至“虽乡僻处无地不有,非甚谨愿者无人不晓,较马吊牌奚啻十倍” (金学诗《牧猪闲话》),并逐渐有所改作,形成了一种名叫“默和”的新牌式。
乾隆时期的学者金学诗在《牧猪闲话》一书中对其牌式、戏法作了详细记载:
今之纸牌,形制调度,前人未有著录者,大约仿马吊牌而损益之。
纸牌长二寸,横广不及半,绘画雕印,凡六十页为一具。
页各有耦,共三十种,分为三门:曰“万贯”,曰“索子”,曰“文钱”,皆自一至九,共二十七种,余三种曰:“幺头”。
其一万贯、一索子、一文钱变曰幺头。
万贯皆绘画形,索子、文钱则各绘其形制。
聚客四人,案设 旃,乃出戏具,拈一人为首,以次抹牌,每人各得十页,谓之“默和”。
余二十页,另一人掌之,以次分递在局者,谓之“把和”,亦曰“矗角”,因其在座隅也。
其法以三四页配搭连属为一别,三副俱成为胜,两家俱成以拈在先者为胜。
凡牌未出皆覆,既出皆仰,视牌之形,测覆之数,以施斡运,在神而明之。